海北尬生：辉瑞Paxlovid谈判失败，一药难求能怪市场经济吗？ | 二湘空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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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一直没有阳。这个结果其实是很让人意外的：过去的半个月里，我坐过飞机火车，进出过医院，和我一起居住的妈妈姥姥姥爷也都羊了，那些被传说能预防新冠的方法，比如吃梨、桃罐头之类的，我一概嗤之以鼻，视之为单纯的心理安慰。似此等，新冠病毒本应好好来教训教训我才对，可偏偏，我没有经历过这种事。
虽说如此，我却完全能理解其他人经历的恐慌和痛苦。痛苦不必说，恐慌当中，很大程度上来源于生活必需品和关键药品的紧缺。高中和我关系比较好的一个女生L刚放假时原本在上海，计划等到北京的疫情高峰过去再回北京，但是家里的人陆续中招，而只有她身上携带着关键的药品。因此，她只能明知山有虎，偏向虎山行，带着药品返回了北京，然后不出人所料的中招了。在我的家人发病的期间，也基本上没有吃什么药物，因为买不到。我们完全是凭着自己的抵抗力撑过去的。与之类似的还有米面油蔬菜等等的供应，看着家人花天价买回来的几根歪瓜裂枣的蔬菜，心中就泛起一阵难受。
今天又看到《新京报》的消息，“阿兹夫定片、清肺排毒颗粒谈判成功，Paxlovid因生产企业辉瑞投资有限公司报价高未能成功。这位负责人表示，虽然Paxlovid未能通过谈判纳入医保目录，包括Paxlovid、阿兹夫定片、莫诺拉韦胶囊、散寒化湿颗粒等，医保都将临时性支付到2023年3月31日。“
据说美国政府从辉瑞的买入价是530美元。谈判给出的价格是多少？辉瑞公司是上市盈利公司，给的价格如果过低自然是不会接受的。具体的谈判细节我们也不知道，只是心里感慨，这个被炒到几万块钱一盒的神药看来黑市还会大有市场。
有人说黑市价格和买不到药都是市场经济的错，如果恢复到之前的统购统销，这种事就不会发生了。而显然，这种声音并不是最近才有，基本上，自从改革开放以来，我们就一直能听到这样的声音。在这些人的描述中，改革开放以来凸显的贫富差距、环境污染等问题都是市场经济的错，而想要将其解决，只能用计划经济来实现。在改革开放之初、苏联解体时、非典疫情时、中美贸易战时、新冠疫情时，都有这样的声音，最近一个比较响亮的来自于“专家”温某军。这位提出了一个稀奇古怪的“人民经济”，虽无计划经济之名，却颇有计划经济之实。
我们必须要承认的一件事是，这些所谓的“左”派，指出的问题都是客观存在的，在诊断疾病的种类这个层次上，他们的判断仍然是正确的。但是诊断出得了什么病和给人家开出药方、给人家治好了病是完全不同的概念，而正是在诊断疾病之后的层面上，这些人才开始出问题。
一个最基本的事实是：同时发生是否真的意味着必然存在关联？我想几乎所有人都能对这个问题给出否定答案，但实际上，包括我在内，没有几个人能够在日常生活中完全贯彻这一点。可能你吃了某种保健品或者某种食品，或者某种药品，发现自己的疾病减轻了，这是否能意味着你真的是被这种产品给治好了？显然并不是这样，因为在医药实验中，即使是吃淀粉片的对照组也能出现相当的好转率。让一个人好转的因素很多，药物只是其中一个，疾病的好转完全可能是因为其他因素的改变而造成。但是有多少人可以用这样的思想来指导自己的购买？中国保健品行业的兴盛，不恰恰就能说明实际上很多人都无法做到这一点吗？
所以我们的确在推行市场经济的时候，经历了腐败、官僚，环境污染、贫富差距等一系列问题，但我们必须要问：这一系列的果，是否必然来自市场经济这个因呢？
想要研究这个问题，我们需要找一个对照组出来。我们需要研究的是：没有这个因，是否仍然会出现这样的果，或者是否会即使有这样的因，也不会出现这样的果。对于这个问题而言，这就是：是否在实行计划经济的时候，也会出现上面这些问题，或者是否可以推行市场经济，而不引发上面的这些情况。我们分别将之记为命题一和命题二，以方便后面的讨论。
我们先从官僚主义和腐败这两个地方说起。用命题一反驳，最好的例子就是苏联。虽然有戈尔巴乔夫推进的改革，但苏联的计划经济从苏联建立起一直持续到苏联的最后时刻。虽然如此，苏联的官僚主义和贪污腐败是相当严重的，这样的情况早在列宁和斯大林时期就出现了。在勃列日涅夫时期，这个问题达到顶峰。这时苏联已经形成了一个大约十万人的既得利益集团，这一集团垄断了苏联所有的高管职位。贪污腐败盛行，甚至到了如果不贪污，会被指责“搞特殊”“不合群”的程度；用命题二反驳，我们就可以去看世界清廉指数排名最高的几个国家。前十名国家都是发达国家，没有一个是实行计划经济的，相反，他们都是市场化程度相当深入的国家。
对于环境污染这个问题，在计划经济体制下运作的企业反而更不注重环保，这是因为他们并不需要参与市场竞争，所以根本没有这样的必要。举个例子，东德生产出的著名的卫星牌汽车采用二冲程引擎，排放指标达到同期的奔驰车的30倍以上，它的车身采用酚醛树脂制造，既无法回收利用，也无法降解，只能像僵尸一样被填埋起来；至于命题二，我只需要说明一点：发展并不一定与污染和碳排放挂钩，在使经济增长的同时尽可能的保护环境是完全可行的，这与经济体制无关，更大程度上取决于统治者的主观意愿。而且正如我在上面所说，计划经济下的企业反而更不关注环保。
最后就是贫富差距问题了。在这里我先不用这两个命题来反驳，因为我总感觉贫富差距问题本身就是一个伪命题。比如说同样是最富有的人比最穷的人有钱一千倍，最富有的人一天挣一万块钱，最穷的人一天挣十块钱，那在这种情况下，的确是一个很严重的社会问题；但如果最富有的人一天挣100万，最穷的人一天也能挣1000块，那么，对于那些最穷的人而言，似乎贫富差距也不是他担心的问题。我们不会去关心自己在福布斯排行榜上排名第几，也不会关心我们与那些最有钱的人究竟家产上差多少，我们只关心自己手里的钱够不够花。所以，所谓的贫富差距问题，更不如说是贫者过于贫穷的问题，映射在现实社会当中，就是社会中的中下层人士取得的收入不足以满足基本生活要求，自己的生存权没有得到充分的保障而已。
我们经常会使用平均数这个指标来衡量我们的收入，但是也正如很多人所反映的那样，这个指标在富裕者过于富裕时是失效的，就像那个著名的调侃所说的：姚明和潘长江的平均身高是一米八多。除了平均数之外，我们还有中位数来衡量人的收入，而且对我个人而言，这个书的参考价值更大。社会资源的分配也比较符合所谓的80%-20%分配律，也就是最富有的20%的人占有80%的财富。如果取的是中位数的话，我们就可以彻底避免掉了最富有的20%的人，保证我们抽取的都是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数据。
那么出现这种事情的原因是什么呢？其实，仔细看改革开放以前的历史就会发现，这些问题并不是不存在，只是，随着改革开放，这些问题随着经济的发展得以发展，最终变成了我们现在的样子。想要贪污腐败的心在任何时刻都是存在的，只是，改革开放让他们有钱可以去贪污；想要污染环境也是随时都可以做的，但是只是改革开放建起了足够多的工厂，有了足够多的污染企业，最终达到了这样的效果；贫富差距问题没有凸显，只是因为在那时人们都一样穷，最穷的人和最富的人也没有什么实际上的差别，即使真的想拉开差距，也没办法拉开而已。
而且对于那些坚持要实行计划经济的人，有四位20世纪的社会学家可以给他们当头棒喝，他们是米塞斯，波普尔，波兰尼和哈耶克。我最近正在读米塞斯的书，他就论证到这样的一点：乌托邦主义取消了价格，无法进行经济计算，这注定了计划者永远无法掌控经济运作。它注定只会带来匮乏、混乱和奴役。个人觉得还是很有道理的。我在上个学期学了一门工程经济学，研究如何做工程项目的经济可行性分析。如果我们对不同的开支都不用价格计算，我想我们根本无法完成这样的可行性分析。
同样，我在之前的一篇文章中提到的一个观点也可以否认它的可能性：计划经济要求管理者需要掌握相当的信息和资料，而且管理者所处的层次越高，所需要掌握到的资料也就应该越多，才能做出正确的判断；但事实上，因为每一级官员在上报时都会有所隐瞒，所以越是层次高，接触到的信息可能越扭曲、越稀少。也就是说，计划经济不是基于现实而存在的。
所以，即使是那些最疯狂的计划经济支持者，只要他们能够有一些最基本的理智，都会认同这一点：在某些领域，计划是永远无法做到市场那样的及时和高效的，市场有它不可替代的地方。而同样，计划也有一些东西是市场不可能做到的，它也是不可替代的。也就是说，我们在推行的都应该是一种介于两者之间的混合状态，我在上一篇文章中，引用物理学中叠加态的概念，也称之为叠加态。
所以，像温某军、司马夹头之类的人不要把计划经济看成一只夜壶，憋得难受拿它出来救急，用完了，立即弃如敝屣，撇的远远的，尤其是当自己还是市场经济福利的享受者时。我也要在此再次重申一下，之前提到的观点：这世界不是非黑即白的，绝大多数情况，我们仍然要走中间的灰色路线。
延申阅读：
我先生服用瑞辉特效药Paxlovid的体验，专业医生怎么说这个神药
海北尬生：因其尝求学于北海之北，每不顾环境而放尬言，故起此名也。喜航天，爱读书，本学理工，爱好文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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